（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美术观察》观察家 ART OBSERVER栏目主持）：三位老师大概在什么时候意识到汉字或者书法，可以在新语境下发挥更多创新表达的潜能？请韩老师先讲讲做汉字设计的出发点？

　　韩绪（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汉字传承与创新设计研究”首席专家）： 谈及汉字设计的出发点，我要回顾下过去十五六年的经历。 特别是2007年，我在深圳一个设计活动中与设计师王序深入讨论过这个话题。 其实所有的起点，都源于那次对话。

　　我们当时都从事平面设计，涉及标志设计、书籍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等基本领域。在那次讨论中我们意识到，这些设计的起点几乎都基于西方逻辑。无论是包装（中国传统的包装并非纸盒或玻璃瓶，而是布包裹）、标志（中国传统的标志与今天logo的概念不同）、书籍（翻页方式、阅读顺序），还是广告（以前中国的广告与今日形式迥异），都深受西方影响。我们讨论到，如果继续沿用西方的设计逻辑，我们将永远无法超越他们，只能跟随其后。这种局限与滞后不仅体现在设计风格上，也反映在技术进步上，例如从手工制版印刷、桌面排版印刷到数字云端印刷，甚至不印刷。

　　正是在那次谈话中，我们认识到文字设计，即对中文字体进行的设计，是一个我们可以全力以赴的领域。相较而言，虽然日本在“汉字设计”（起码看上去类似汉字设计）方面有着超前步伐，我们仍然发现，这些外国设计师难以理解汉字的创造、使用和美学组合。汉字的书写性是其他国家文字所不具备的特质。我们无法期待以他们的逻辑来帮助我们，或者请外国设计师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他们缺乏相关的知识及经验储备。即便是日本和韩国设计师也只能部分地帮助我们，他们理解的“汉字”和我们的使用方式不完全一致，他们的语言文字系统与汉字系统并非一一对应，他们面临的问题也与我们不同。例如，日文由于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存在，印刷字体在大段编排时有自然起伏的节奏，而我们的汉字正文通过印刷则呈现为一片灰灰的色块。

　　正是那次谈话后，我觉得汉字设计研究是作为一个中国视觉设计师最值得追求的事业。以往我从事过多媒体设计、城市空间美学设计、海报设计等，但从那以后，我决定都不做了，要将所有精力都投入汉字设计中。因为这是没人能帮助我们、代替我们，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好的事情。

　　进道体笔形细节 引自韩绪、邵行、陈华沙主编《进道 汉字设计》，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3年版

　　韩绪：关于字库的工作，我们有一个汉字设计创新研究所，但字库设计并非我真正想要专注的主业，它更多是作为一个载体。尽管现在制作字库的人和公司越来越多，我并不打算将我的教学和研究完全集中在字库制作上。但是，为什么要给中国美院做一个字库呢？我认为，如果一个单位想要宣传自己、树立自己的形象，无论对内或对外，他们通常会设计一个logo或口号，就像牌匾一样作为企业形象和文化的一部分。这让我思考，我们是否可以创造性地贡献“砖头”而不仅仅是“牌匾”。我的意思是，中国美院的公文、录取通知书、毕业证书上的每个印刷字，是否可以像砖头一样默默地体现学院的文化，这比做一个logo要高级，它们搭建起来的是中国美院这座“房子”。我们为这首套字库取名为“进道体”，源于庄子，更源于立校之初蔡元培先生题记给首届毕业生的期许，即“技进乎道”，是学校的文脉，很中国。

　　为什么创作进道体字库？其实字库本身不是我的目的，而是希望以另一种方式让人们重新认识汉字的价值。汉字不只是文字的载体，它本身就具有表现力，艺术家们一般不会忽视这一点，但在设计圈中经常被忽视。进道体取材于不同时期先贤的字体：从南宋临安刻书的欧体，一直到丁氏兄弟的“聚珍仿宋”，再到1928年我们学校建立时做的信笺。这些信笺的字体其实一直受到前述脉络的影响，先贤们在艺术运动社、国立艺术院时期用的就是这些字体，那是中国美院初创的时期，其实代表了他们的某种精神。虽然只有二十几个字，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一点一滴的文字和符号，将当时的精神传递到今天。

　　本学期，我们学校的文件传阅系统进行了调整，现在把文件上使用的字体都换成了我们设计的进道体，就是为了确保了这些字体能用起来，因为仅仅创造出来是没有价值的。我们的设计来源是当年的一张信笺，我希望50年后，甚至更久，一张传阅文件的单子就留下来了，能够让人们看到当年我们是这样使用汉字的。

　　关于新媒介，在很多场合我谈到过它对汉字带来的挑战：在今天的信息交流中，传统的“读和写”正在被“听和说”取代。这种转变意味着汉字有形、具有视觉表现力的那些特性可能就不存在了，这体现了新媒介极大的破坏力。然而，新媒介的优势和可利用的空间同样很大。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人人“手不释卷”，今天的手机屏幕像长在我们身上一样，一刻不能离开。既然有这么一个小平台，那就把它用好。作为美育，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公众像书法家那样通过宣纸和毛笔来理解和书写汉字，但可以期待他们使用屏幕。今天，触觉在我们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分量越来越重，许多与书法、书写相关的事情正逐渐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现在解锁屏幕或家门门锁都涉及手势密码，这与我们要植入的书写感其实并不违和。所以，看似新媒介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力，其实它本身蕴含了很多可以被接入的接口。在过去十几年中，机器带来的我们戏称的“设备蒙学”已经覆盖了所有人群，人们已经适应了手指与屏幕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需要探索如何以指代笔、以屏代纸，从而产生更多新的变化。

　　2021年，我们获得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我是首席专家。这个项目分为五个子课题，它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人形结构。子课题三既承接上面两个子课题，又对接下面两个子课题，它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如何利用新媒介进行汉字设计创新，它的目标是将创新成果用于国民美育（子课题四），也可以传播到海外（子课题五）。同时它承接着第一和第二两个子课题，因为，创新要有来由，就像国画和书法强调“笔笔有来由”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找回并正确连接那些被遗忘的链接。其实，新媒介的使用就像电子音乐一样，不能说它不再遵循既定的规则和节奏了。

　　王冬龄（书法家、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负责人）：作为书法家，我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用笔、点画的技巧和汉字的结构。进入美术学院后，带研究生，完全为了把字写好去写古代最优秀的碑帖。然而，要写出自己的风格，尤其在美术学院，就应该借鉴、嫁接其他门类的艺术语言，那么在作品的呈现中就形成了变化。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作为写书法的人，也需要有设计感和设计的观念。比如，书法学院还要学习篆刻，需要配合刀法和笔法，实际上就是设计。这是第一个阶段。

　　汉字的处理、变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跟大东在学校一直有一个现代书法研究中心，我们举办了许多年的“书非书”中外当代艺术展。在不断的探索中，我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就是“乱书”。简单来讲，原来中国书法的体例是笔画之间不可以交叉，我的“乱书”不仅是字和字的笔画交叉，行与行都有一种交叉，但我用的又是草书笔法。从汉字结构上看，书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篆书、隶书、楷书，这些书体是有规律的，横平竖直、距离相等；而行书和草书则打破了这种规律，要有跌宕和变化。乱书的创作，实质是将分散的图案转化为整体的纹样，这样可以充分发挥草书的表现力。作为书家，现代书法的宗旨是希望书法能够摆脱传统的一些束缚，让它更加外延，在当代审美中有更出色的表现。乱书在进行了这种交叉之后，实际上降低了汉字的可识性，让人们更单纯地欣赏书写性和空间布白。

　　王冬龄：写草书，尤其是狂草，与写楷书和铁线篆是不一样的。后者很理性，见功力，写草书实际上是很即兴的，虽然看起来随意，但实际上是基于肌肉记忆和感觉自然形成的。在我书写的过程中，遵循的还是严格的草法和章法。我认为，现在的作品虽然是乱的，但可以用现在的科技，比如影像，把乱书里的字拆开，是能够复原字体的完整模样的。乱书可以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略微有一点碰，一种是碰得比较中性，另一种则是完全撞在了一起。

　　缑梦媛：鲁老师作为一位与流行文化接触较多的书法家，而且能够在两者之间自由穿行，您如何看待中国古代书写在当下的生命力以及书法的边界问题？

　　鲁大东（书法家、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副教授）：我是伴随改革开放长大的一代人，我们受的教育正好处于各种思维方式交汇的情况下，面对的是中西、古今的激烈碰撞。我从本科到博士都在美术学院读书，继承的是王冬龄老师的道路。这不是传统的学院派道路，是不断创新和更新的一条路。这种模式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不断探索，另一个是对传统的挖掘。对传统的挖掘不是由传统到传统，而是由外延探索进而返回对传统的理解。这两方面其实都在不断地触碰书法的边界。

　　和韩院刚才所说的设计的情况一样，我们讨论纯艺术时，很多概念也是从西方来的。最近书法圈又开始讨论到底书法是不是艺术，这实际上也是一件好事情。现在的情形，我们其实是在讨论书法的新边界，从传统到现代，我们如何用自己的逻辑去讨论艺术。书法作为艺术毋庸置疑，但界限在哪里？如果从传统角度讲，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最早独立出来的一门艺术形式可能就是中国书法。从汉始就出现一些草书名家，这是独立的艺术家个体，有作品、有行为，西方或者其他艺术门类在公元前后还没有这样的情况。也有人说书法艺术是中国所有艺术门类里面最顶层的艺术，在我看来这也是成立的。我们在学习书法时，一开始学习各种字体的技术，但到了学习的更高层次，比如我们的现代书法研究工作，就是不断地在各种语言里寻边界、拓宽边界，同时去找内核。后来发现外延越来越来大，内核就越来越坚实。首先是我们作为从事这门艺术的人对书法本身的体悟，是本真的东西、人性的东西；从学术角度说，只要有意味的被“书写”的文字或形态都可以算作书法。所以之前现代书法研究中心做的这些“书非书”展览，开始有很多争议，大家不解的是，为什么一个书法展览把很多看似不相关的门类都放进来？但我们就是不停地往里放，将来我们再讨论“书非书”事件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