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是人类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与植物打交道的历史也很久远，相应的记载也并不少见。远至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岩壁之上，就有了人类最初对植物的勾勒，直至今天，人们依然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对植物的不同情愫，华兹华斯的水仙、济慈的勿忘我、牛顿的苹果在西方的植物故事中家喻户晓，而中国人的梅兰竹菊等植物意象则有着深刻的道德意蕴。人们对植物的好奇心与热爱也使得我们对植物的认知越来越全面深刻，审美的、文化的、科学的、经济的乃至生态的。

　　不可否认，人类对植物的认知，相当一部分来自历史与传统，但人们也很容易忽视一个问题，当下我们对植物的认知框架更多基于17、18世纪之后，尤其是当植物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之后；而历史地看，人们对这种复杂生命的敬意则在19世纪达到了顶峰。但在此之前——确切来讲，17世纪晚期之前，人类是如何认识植物呢？这也是近几年我自己的一个困惑，同时也是一个兴趣点。

　　巧合的是，2021年，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院先后举办了两场专业且有趣的植物主题画展，分别为“百草可观——中西药用植物图像展”“草木留影，花叶传形——中西方植物插图演变史展览”。两个展览，我均有所参与，在我看来，二者有个共同特征，以“可观”的图像形式在更大的时空中展现人类对植物的认识史。两个展览以图像的形式部分地回答了我的困惑，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比如，17世纪之前，欧洲人是如何认识植物的，有没有一个传承脉络？图像呈现与语言描述在植物学发展的历史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植物学的前身也很“科学”吗？

　　这些问题，有的相对学术，略显枯燥，但对学者而言至关重要；有的则没那么“科学”，比较有趣。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并不容易，但幸运的是，四川大学王钊老师翻译了艾格尼丝·阿尔伯的《植物学前史：欧洲草药志的起源与演变（1470—1670）》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我的困惑，且回答的方式专业而不失有趣，也填补了植物学前史领域的一个文献空白。

　　这个问题直接关乎欧洲人的植物认知史。“植物学前史”一词出现在书的中文译名中，但事实上，该书的英文原名并没有提及这个词，很大程度上，这是译者王钊对该书内容所作的诠释和解读，也可视为他的一个贡献。

　　阿尔伯这本书的英文名字直译是《草药志的起源与演变:植物学的一段历史1470—1670》，这么翻译也符合作者阿尔伯的本意，正如她在第一版序言中就指出的：“本书的主要目的旨在追溯欧洲印刷本草药志在1470—1670年之间的演变，其立足点有两个，首先是植物学，其次是艺术学。”

　　但严格来讲，直译会有两个问题，一则无法和现代意义的植物学做明确区分，二则地域指向不够明确。因为该书讲述的更多是欧洲现代植物学发展之前的历史，即由“抄本草药志”转变为“印本草药志”并逐渐向“现代植物学”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所以王钊在时间上加了“植物学前史”的限定、在空间上加了““欧洲”的限定。这么做是恰如其分的，尤其是在时间上刚好将其同之后林奈、布丰等为代表的现代植物学区分开来。如果说18世纪林奈的《植物种志》可以被视为现代植物学成熟的标志的话，那么将本书提及的时间段称之为“植物学前史”，无疑是一个有趣且合适的处理方式。

　　尽管阿尔伯在序言当中提及她追溯的时间范畴为1470—1670年。但事实上，在全书的行文中，她依然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及其泰奥弗拉斯特、大阿尔伯特、迪奥斯科里德斯、老普林尼等人，以及这段时期重要的作品如《植物探究》《论植物》《论药物》《博物志》等。紧接着，阿尔伯才开始以作品和地区为主线年欧洲草药志的演变史，比如《自然之书》《拉丁语草药志》《德语草药志》《健康花园》等书在欧洲的出版过程及其影响力。

　　同样，对意大利、德国、法国、瑞士、英格兰等地草药志的追溯，也勾勒出了这个时期植物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如布伦菲尔斯、博克、富克斯、多东斯、格斯纳、马蒂奥利、博安（也译为鲍欣）、克卢修斯等人，直至更晚近的莫里森、约翰·雷、图内福尔，即便对于植物学史的研究者而言，有些人的名字听起来也有点陌生，这无疑是本书可以丰富当下学界学术史研究的又一例证，而人物、作品、地区三个要素结合，共同勾勒出了“植物学前史”时期欧洲植物学的演变脉络。

　　在植物学发展历程中，图像呈现与语言描述一直是植物学领域中两种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也略显微妙，有时相互成全，有时又独立发展。对早期草药学家而言，无论是图像还是语言描述，最终的目标都应该是帮助人们鉴别各种药用植物，但正如书中所言，二者的进步并不明显，直到16世纪，草药志中的图像常常还是抄来抄去、墨守成规，而相应的语言描述也多有不足。

　　图像呈现的魅力和功用从《植物学前史》一书便可以感受到。该书收集了260幅不同时期的草药志图像，一方面图像绘制风格及精确程度直观地表征了不同时期欧洲人对植物理解的变迁；另一方面，从抄本到印本、从木版到铜版，欧洲植物学前史时期的图像整体朝着图像更加生动、精确的方向发展；甚至，当绘图师手中的笔可以展现植物特征性形态的每一处细节的时候，植物学家会觉得语言描述显得有点多余。而木版、铜版技术的发展、成熟，对于图像呈现方式的推广也起着积极推动作用，拥有优质版画的图书也更容易吸引富有的业余爱好者。当时的植物学家有时也乐见其成，抑或积极推动，甚至会建立自己的图像处理团队，比如富克斯就有自己专门的绘图师、打样师和调版师。甚至，历史地看，到了一定时期，植物图像会跳出植物学学科本身，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

　　尽管相比语言描述，图像呈现似乎有着明显的优势，但语言描述却也远非多余的工作，甚至愈到今天，语言描述愈是变得更为重要。而相反，越到晚近，图像在植物学发展中的地位反倒受到了轻视——植物学家，比如林奈著作中的图片就少得可怜。而随着植物学专业术语的推进，植物学家文字之下的植物描述性征更加写实，对植物一般形态的描述也变得娴熟，而插图对于金钱花费的要求也使得很多植物学家望而却步，转而尽可能地用语言来表现植物的形态。但无论如何，图像呈现与语言描述更应该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

　　《植物学前史》一书讨论的大多是对植物学发展有所贡献的人和著作，但“前史”的界定也意味着它尚未达到现在科学意义层面上的植物学的程度，也会有不少相对不那么科学但却与民俗文化等相关的有趣主题。

　　非科学的要素典型如书中提到的“植物征象学说”和“星占植物学”，具体如帕拉塞尔苏斯、波尔塔、威廉·科勒等人。比如波尔塔在他的《草药形补学》中详细论述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某种独特的草药可以治疗的某个部位，并猜想长命的植物可以增长人的寿命，而短命植物则可以缩短人的寿命等。威廉·科勒则将征象学说发展到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极致，比如他对核桃的描述是：“核桃是头部的完美象征：它的外被或绿色果皮代表颅骨膜或头盖骨外面的皮肤，其上生长着头发，因而那些外被或果皮中的盐类，对治疗头部创伤是极有效的。”有趣的是，“以形补形”的认知并不独见于欧洲，在中国古代的不同地区，或多或少也会有类似的说法。

　　此外，书中还有很多观点有趣且值得探究。比如活字印刷术、制版技术等对植物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又比如阿尔伯认为“达·芬奇和丢勒在将草药志插图引向一个更好的发展时代时，必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有趣的是，作为文艺复兴的巨匠，达·芬奇、丢勒二人的作品尽管在绘图技巧、描述的精确性方面优于同时代的植物插图，但二者对草药志插图似乎并不关注。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影响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和路径实现的呢？

　　当然，《植物学前史》谈论的内容很多，其中有很多内容仍有待挖掘，我们也不可能一一讨论。在我看来，该书出版的价值，从学术上来讲，可以为我们提供植物学前史中草药志发展演变的清晰脉络，书后附录中有大量文献史料，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而从可读性上来讲，本书中260幅精美的插图，既是一种严肃的学术呈现，更是一种有趣的地方性知识、文化的盛宴，兼具审美价值，其为我们了解欧洲植物学前史时期的植物文化提供了一条合适路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本书成书于20世纪初，但作者阿尔伯的植物学家、科学史家、哲学家的身份保证了本书的丰度，而译者王钊除了专业的博物学史研究背景，他在图像研究领域的功底也为本书的中译本增色不少。相信本书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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